【作者简介】韩舸友（笔名寒山、寂寞水手，海外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会员、《美洲文化之声》国际传媒网总编、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诗歌学会会长，国家民委国别和区域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情殇”等（2013）
西进故事 / 献给父亲和他的战友们 -（文）寒山（韩舸友）
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普通到走出遵义这片狭小的土地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存在，在几百万的军人花名册中，你甚至很难找到他的名字。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无论是享受快乐的时候，还是承受委屈、历经磨难的时候，他总是那样的自信和包容，从不怀疑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父亲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人，他用自己丰富的学识，超常的能力，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父亲更是我们这些儿女最尊敬的人，他那刚直不阿的秉性，让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什么是正直和尊严，他的言传身教更让我们懂得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假如人的名字真能如其人的话，我想把他老人家的名字告诉读者：金汉。金玉之身、一尘不染，铮铮铁骨、正气凛然。
一 求学香港
江西，作为中国革命的老区，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带领部队登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然后，朱德总司令带领南昌起义部队失败后剩下的军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武装割据的时代开始了。历经 22 年坚苦卓绝的长期武装斗争，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我的父亲便生长在江西这片土地上，赣东北上饶地区所辖广丰县。它位于江西省东北边缘，闽、浙、赣三省交界处。东界浙江省江山市，南接福建省浦城县、武夷山市，西南毗连上饶县，北邻玉山县。 这是一片特别秀丽而富庶的土地，美丽的丰溪河象一条兰色的彩带，轻舞着从县城的东边缓缓流过，河边绿树成荫、良田万亩，远处是绵延的群山。
祖父去世很早，连父亲都记不住他的样子，祖母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就住在东街的一座四合院内，靠着祖上留下的一亩二分薄田出租，含辛茹苦地将他们抚养成人。
1947 年，父亲读完高中就与表兄俞伯巍一起，拿着俞表叔爸爸给老朋友、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均的私信到上海找到张，张立刻给香港的蔡廷锴将军写了推荐信。他们一起从上海辗转来到香港，进入香港达德学院学习。
香港达德学院始建于 1940 年代中，由周恩来和董必武亲自创办，李济深任董事长。校舍由中国著名的爱国将领蔡廷楷先生提供，即青山湾畔的芳园别墅，也就是现在香港九十八项法定古迹之一的马礼逊楼一带。香港达德学院是一所有共产党亲自创办并控制的学校，始终遵循“ 達德是間最新型的民主大學。民主是發展學校的基本動力，沒有民主也沒有進步。 ”的办学理念，以“ 广义的爱国 、教育、和平的民主教育 、進步的科学教育、人本的自由教育 、集体 的互助教育 ”作为 学校的办学方针。 学校聘请的教授也都是当时中国的著名民主人士，比如象沈志远、茅盾、何香凝、乔冠华、郭末若、张谰、曹愚、千家驹等等，乔冠华作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学院的客座教授，也经常到达得学院授课。几十年后，每当提到香港读书时的这些恩师，父亲就充满了敬仰和娇傲。
这所学院里，到处都是红色书籍，墙报上张贴的也都是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1949 年2月23日 ，奉港督郭量洪以达德学院“ 利用学校以达政治活动之目的，而此項目的，系违反本港及其他地方之治安利益 ”为由，责令香港教育司取消了达德学院的註冊資格。香港达德学院由此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进入香港 达德学院以后，父亲就读于新闻系， 俞伯巍则进入中文系就读。 在众多知名教授的指导下，父亲不仅获取了广泛的中外历史、政治、以及文学理论等方面的知识，而且大量接受了民主思想和红色理论教育。学习中共历史、纲领和政策，学习民主建国的理论。当时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也亲自到学校讲课。一九四八年初，父亲在香港加入了中共。
二 奉命潜伏
1948 年10月，根据国内的革命形式需要，父亲和俞伯巍尚未毕业，就被组织上派回大陆老家上饶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俞伯巍作为上饶地下党的负责人，和父亲一起来到广丰开展地下工作。因为父亲有俞表叔亲自写的推荐信，所以到县里后直接被安排在县中学担任教导主任一职（实际上就是校长）。利用这一身份，父亲在广丰从事地下党的领导工作，特别是对敌方的策反工作。
这里，要特别提到广丰县新民主义斗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所走过的道路也是极其艰难曲折的。从1927 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广丰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了县委、区委、乡支部（小组）等各级组织。党组织领导人民有效地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从隐蔽到公开，把革命引向高潮，开辟了以盘岭山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直至成为赣东北、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份（有一段时间划归闽赣省，属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的县、区、乡、村政府。同时，还组建和领导了一支为开辟、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人民武装 —— 广丰红军独立三团。其后虽因王明 “ 左 ” 倾路线错误的危害，导致广丰苏区的失陷，使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但是，革命斗争之火并未熄灭，革命的红旗并未倒下，他们由公开转入隐蔽斗争，转入游击战争。
俞伯伯既是父亲的表兄，也是父亲最好的同学和战友，他的家庭背景非常深厚，父亲是蒋介石和李济深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因为与蒋介石不和而卸甲归田，回老家上饶做起了寓公。由于他的身份和地位，当地无人能及，所以颇受尊重。也无人敢于过问他家的事情。俞伯伯能够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走上革命道路，不仅是因为背叛，其实也有家庭教育的因素。否则，他的父亲也不会为他的事情去找章伯均帮忙，推荐他和我父亲到香港读书。也许他父亲早已看到了国民政府即将垮台，所以支持儿子和外甥去寻求新的出路。
遗憾的是，全国解放后，由于在广丰的小县城里，他的身份太过显眼，又与蒋介石关系很近，政府没有注意到他早年就离开了国民党军队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到他亲自将爱子送进革命队伍的功绩，本应该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他，却在特殊环境下被作为恶霸杀害了。
俞伯巍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在家乡开展地下革命工作的，由于他父亲在当地的威望和势力，又正值国民政府风雨飘摇的时期，没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地下党的活动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多重要会议都在他家里召开，国民政府的特务即使知道，也不敢干涉，更不要说去他家收查之类的。
广丰不仅是一片美丽富庶的土地，也是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1919 年的五四运动，1922 年就有了革命武装，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丰开始有了共产党组织。觉醒的广丰人民在中共领导下，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前仆后继，英雄战斗，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1929 年12 月，中共信江特委派肖接成等人在塘墀大头碓建立了广丰县第一个秘密支部。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广丰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离不开人民革命武装的创立、发展和壮大。1931 年 1 月，在县委的领导下，组建起了广丰第一支由 32 人组成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 1931 年 5 月编为红七连，有 70 多人枪。 1931 年12 月编为赤警营，有200 多人枪，1933 年 5 月扩建为广丰独立三团，已达500 多人。广丰地方红军武装在闽北红军的大力支援下，在各区乡花枪连、赤卫队等农民武装的紧密配合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经常主动出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同时，他们有效地消灭敢于来犯之敌，先后四次粉碎了国军对苏区的 “ 围剿 ” ，从而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苏区的建设也不断发展。因此，曾受到闽北分区的多次表扬。 1933 年 7 月 17 日《红色闽北》第七期称赞广丰红军为 “ 常胜的广丰独立第三团 ” 。 1932年左右，广丰和闽北一带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方志敏的直接领导。
1934 年底， 广丰苏区失陷以后，县委、县苏和红军武装于 1935 年 1 月左右转移到浦城县古楼乡境内。闽北分区委将其和浦西区合并，组建为广浦县委和县游击司令部。这时，党政军机关合在一起，领导了一支有 100 多人的独立团（营）武装，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8 年初，这支队伍到长涧源编入了抗日义勇军，随后又到铅山石塘编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广丰的革命活动迅速活跃起来，党组织不断扩大，吧你 革命武装也逐渐发展壮大。 闽北地委于 1948 年 4 月决定重建了上广县委，下设花台、小峰两个区委。在县委的领导下，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到 1949 年 4 月，已有党支部 17 个，党员 257 名，游击中队已扩编为广丰独立团，有近千名指战员。同时期，江西工委系统的地下党组织也在广丰开展革命斗争。 1948 年 10 月，江西工委（又称湘赣边工委）派甘群光、俞百巍和我父亲等同志到广丰发展地下党组织，成立了城关临时党支部。还以广丰为中心向赣东北发展，先后在玉山、上饶、横峰、铅山等县建立起了地下党组织。 1949 年 4 月，成立了赣东工委，统一领导广丰等 5 县的地下党组织。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于 1949 年 3 月在广丰建立了一支 400 多人的人民武装 ——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江支队。
广丰县新民主义革命斗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所走过的道路也是极其艰难曲折的。从 1929 年在广丰建立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支部算起， 20 年的坚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广丰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正是因为有二十多年坚实的革命基础和可靠的社会关系， 1948 年 10 月，甘群光、 俞伯巍先生和我父亲受党派遣到了上饶以后，才能在短时间内站稳脚跟，在团结进步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建立革命武装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广丰地下党组织正式建立起来，还成立了城关临时党支部。又以广丰为中心向赣东北发展，先后在玉山、上饶、横峰、铅山等县建立起了地下党组织。 1949 年 4 月，在俞伯巍等人的领导下，成立了赣东工委，统一领导广丰等 5 县的地下党组织；解放军信江支队也于1949 年3 月正式建立。
广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人士纷纷变卖家产离开广丰，民团武装也在准备逃往山里继续顽抗。广丰一个豪绅准备把自己的民团带进山里。父亲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闯入民团首领的家里，严正警告这位乡绅：“在解放军进入广丰前，你的队伍不得离开本地半步。”这个乡绅只知道父亲在国民党上层是有背景的，却不知道他共产党员的身份。他疑惑地问父亲：“你到底是什么人？”父亲回答：“我的身份你不用管，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就行了。”这个豪绅只得按照父亲的要求将这支五十多人的民团武装乖乖的留在原地，一直到解放军解放广丰后向我军缴械投降。
1949 年 5 月 5 日 ，在广丰独立团和信江支队这两支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解放军二野五兵团十七军四十九师和五十一师解放了广丰县，夺取政权，建立军管会。至此，父亲和他的地下党战友们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光荣使命，与广丰人民一起，迎来了赣东北的解放。
三 进军大西南
江西解放后，刘邓领导的二野五兵团奉命进军大西南，为了顺利接管即将解放的西南地区，兵团司令部在在上饶成立了上饶军分区和西进支队，大量培养新解放区的接管干部。父亲因为香港读书的经历和地下党的身份，直接进入16 军文工团并担任分队长，教导员正是后来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军分区任政委的杨晓彤先生。
1949 年 10 月 22 日，根据二野首长指示，五兵团发出《战字第 3 号命令》，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领所属十六、十七、十八 3 个军挺进贵州，拉开了解放贵州的序幕。
十五年前的十月，中央红军在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失利以后，就是从江西的瑞金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血流成河，五万红军牺牲在湘江东岸，中央红军也由出发是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人。可以说湘江是红军的伤心之地。时过境迁，今天的人民军队已经是一支强大的军队，是一支胜利之师。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英雄师强渡长江之后，势如破竹，很快解放了江南的大部分土地，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湖南在程潜和陈明仁将军的领导下，已经和平解放。所以，人民解放军的这一次西征是在凯歌声中前进的。沿途老百姓箪食壶浆、栽歌栽舞迎接解放大军。
父亲所在的 16 军文工团，一直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虽然在进军途中也要为部队演出，但这时的解放军已经是胜利之师，士气不需要再鼓动都已经是十分高昂了。解放大军昼夜兼程，象滚滚铁流直奔贵州。父亲和杨教导员共用一匹战马，主要是用来驮他们的行李和装备，实在累了就轮流骑上一程。告别广丰时，祖母特意将自己戴了几十年的金戒指（那是她老人家早年出嫁时娘家陪嫁的嫁妆）留给父亲做盘缠，进军途中，父亲饥饿时，就用这颗金戒指去老百姓那里换点好吃的，跟杨教导员一起改善生活 。
五兵团的进军速度非常迅猛， 10 月 22 日从江西出发， 11 月 3 日即已到达贵州境内， 8 日占领镇远， 14 日占领贵阳。 11 月 21 日下午六时，占领遵义，23 日，贵州全境宣布解放。 父亲随16军军部在进入遵义城。从此，便将自己的青春和一生都无私地献给了贵州高原，献给了黔北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
四 青春无悔
遵义，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背景深厚的西南重镇。 它位于贵州省北部，北依大娄山，南临乌江，古为梁州之城，是由黔入川的咽喉，黔北重镇。 “ 遵义 ” 其名出自《尚书》： “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 ” 。商周时代诸侯小国鳖国，秦汉时代称鄨县，唐宋元明时代称播州。居住在大娄山东麓鄨水流域的上古鳖族，是巴人的重要支系之一，也是蜀人的重要起源之一。唐代，播州是巴蜀地区抵御高原部落国的边境重镇。宋代，播州杨家将是西南地区抗击蒙古入侵的中坚力量。元代，播州土司控制疆域北濒长江，南临红水河，横跨云贵高原。明末战乱，四川惨遭屠戮，惟遵义府幸存。清雍正年间，遵义划入贵州，是贵州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财政来源之一。前八至五世纪前后的春秋时期，现在的遵义市所辖地域，先后或分别属于牂柯、巴、蜀、鳖、鳛等邦国。战国时期，今遵义一带属于 “ 大夜郎国 ” 的范围。西汉元光五年（前 130 年），置犍为郡，郡治鳖县，即在今遵义市中心城区附。元鼎六年（前 111 年），于夜郎地置牂柯郡 。从 1372 －1728遵义隶属四川整整三百五十六 年雍正六年（ 1728 年），清政府划遵入黔，遵义县随遵义府由四川省改隶贵州省。遵义历史上曾经出过很多著名的学者和文化名人，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扣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 尹珍 。
尹珍（公元 79 ～ 162 ），字道真，东汉牂牁郡毋敛人（今正安县境内）。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有关这位名人的事迹，尹道真 ( 尹珍 ) 《华阳国志》、《后汉书》等史书均有记载，就连《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等权威性辞典也有专条介绍。
尹珍是贵州汉文化的传播人，西南汉文化教育的开拓者，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仰。川滇黔三省皆留其办校的遗迹，祭祀庙宇香火绵延。作为贵州文化教育之拓荒人，尹珍那种不甘落后、奋发自强、热爱家乡、回报故土的精神便成为了贵州学人的楷模，受尹珍先生的影响，贵州各地尊师重教为风气，因而推动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此外，还有清朝时期享有盛誉的西南巨儒郑珍（ 1806 ～ 1864 ，清代官员、学者。字子尹，晚号柴翁，贵州遵义人。道光十七年举人，为晚清宋诗派作家，其诗风格奇崛，时伤艰涩。）中国第一位住日本公使黎庶昌。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才有了娄山关战役、四渡赤水河等辉煌的篇章，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长征才能成为一次伟大的胜利征尘，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所以，遵义在历史上和今天，都被视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功绩。
父亲进入遵义城后，很快就被调到十六军军部，担任军党委秘书和军政委私人秘书。参加了建立政权、清匪反霸的工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六军是一支历史悠久、功勋卓著的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 南昌起义 、 平江起义及湘南暴动和闽西暴动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武装力量。在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 ，这些武装力量逐渐发展成为共产党的冀鲁豫军区部队。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军区部队于1945年10月重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辖有3个旅。因当时纵队司令员为杨得志，政治委员为苏振华，故该纵队亦被称作“ 杨苏纵队 ”。纵队成立后即参与了平汉战役，然后被划归冀热辽军区，随即转战热河省。1946年12月，重被划归晋冀鲁豫军区。1947年3月，与同一军区第7纵队合编为新的第1纵队，辖有4个旅，司令员改为杨勇。在参与豫北战役和鲁西南战役后，于1947年8月随本军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亦称 刘邓大军 ）“ 千里跃进大别山 ”，后又参与了宛西、确山、豫东、郑州等战役，更在淮海战役与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兵团（亦称黄维兵团）激战并全歼。
1949年2月19日，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在河南省沈邱地区被改编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5兵团。尹先炳被任命为军长，政治委员为王辉球。所辖第1、第2旅被扩编为第46和第47师；所辖第20旅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扩编为第52师（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第149师）；并编入由豫皖苏军区部队组成的第48师；于4月参与渡江战役。1949年8月，以第5兵团先锋向中国西南进军，并于11月占领贵阳。后又进军四川，参与成都战役。 在沙坪（今峨边）俘敌川湘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先后夺占东山、峨眉、夹江、洪雅等县城，彻底截断了胡宗南集团逃往西康云南的退路。后在成都西南地区协同友邻全歼了胡宗南集团。
1950 年 1 月，除第 48 师调归川南军区留守泸州，其余部队回师贵州，参加剿匪和新区政权建设。军部兼遵义军分区，第 46 师兼铜仁军分区，第 47 师兼毕节军分区。 1950 年1月，奉命回师贵州与未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作战并彻底肃清了残匪。
1951 年 2 月第 16 军离黔北上，准备入朝作战。留下第48师以及少数部队继续清剿残匪，后编入原第62军所辖186师。第16军留在贵州的两个步兵团后被组建为第49师。1952年11月，186师被划归东北军区，后用于补充朝鲜战争中在上甘岭战役损失严重的第15军第45师。在将原第11军的第32师编入后，第16军于1952年12月进入朝鲜参与朝鲜战争，主要担负反空降和抗登陆的作战任务。朝鲜战争停战后，于1958年4月回国，隶属沈阳军区。1976年 唐山大地震后，其步兵第46师曾参与相关的抗震救灾工作。
1984 年，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百万大裁军”后，第16军于1985年被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集团军。
16军也是出将才的军队，除了老一代的将军如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等，在1988年以后授衔的上将中，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徐某某在1985-1992年间在该集团军任政委。1995年7月起就担任副总参谋长的隗福临是在16军成长起来的，他在1982—1985年间担任过47师师长和16军参谋长。另外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和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也是出自16军，任过16军参谋长、副军长。原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方祖歧曾于1988—1990年任该集团军政治委员。
在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上，对由第16集团军炮兵团组成的第13车辆方队的报道是这样的：“轮式122自行火箭炮方队由沈阳军区某炮兵团组成。这是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战争年代，战功卓著。八十年代以来，参加了华北军事演习和1991年9月的“北京军事训练成果汇报表演”等重大军事活动。
父亲从江西地下党转入部队后，就是在这支部队里工作，一直到16军奉命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才从16军转到遵义军分区，担任分区文教办主任，从事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
在16军工作期间，父亲在军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大量的工作，在遵义和整个贵州的政权初创时期，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活动十分猖獗，很多县城解放后又被土匪武装占领，守卫县城的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常常被残忍地集体杀害。有的县城经过几次占领才最终获得解放。所以，建立政权、巩固政权，以及清匪反霸的工作非常艰巨。父亲在他的岗位上忠实地履行着职责。为军党委起草各种文件，陪同首长到各地视察，还负责在清匪反霸中对收缴的财物进行登记和管理，面对整筐整箱的金银首饰从来都无动于衷，而是悉心保护和管理。在能力和品德各方面深得军首长的好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19岁的16军军大女学生跟父亲认识了，并且很快就彼此相爱。她就是我现在的老母亲——刘灿英。母亲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漂亮文静的女孩，遵义解放的时候，她刚读完仁怀县县立中学的高中。由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知书达理、思想进步，抗战时期就经常参加县里的抗日宣传活动。直到今天，她还能完整地唱完“松花江上”这首抗日时期的名歌。1949年11月底，也就是遵义解放的第三天，她就同中学的两个女同学毅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到遵义参加革命。于是，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离开家乡，翻山越岭艰难地走了整整三天三夜，行程两百多华里。到遵义报考了16军军大。母亲的这两个同学多年后，一个当上了市委副书记，一个当上了地区妇联主任，母亲则在国营企业长期从事财务工作，一辈子在事业上虽然没有多大成绩，但无论在哪里，她都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在工作上出过任何差错。母亲这一生最大的成就和娇傲，就是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中，将我们五个儿女抚养成人，使我们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这些儿女除五妹还年幼外，四对夫妻竟然有七个大学教师，一个作家。这不能不归功于父母在那样一个贫穷和动乱年代的辛勤抚养和教育。
父母相爱后，阻力很大。那时候，在部队里有很多南下干部，他们不少人留在遵义工作。就是在部队里，也还有很多尚未婚配。组织上很想把我母亲介绍给资格老，级别高的干部。母亲没有服从组织安排，而是一心一意的爱上了父亲。
1950年底，母亲从16军军大毕业后，被分区派到匪换最严重的正安县武装部工作，作为参谋，她在武装人员的护送下，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经常来往于土匪出没的荒山野岭之中，接收和传达上级的命令。1954年底，母亲转业到遵义地委工作，一年后，在军分区的小食堂里，她和父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地委书记李书波亲自主持了他们的结婚仪式。从此以后，父母手牵手，拖儿带女、节衣缩食、历尽艰辛，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无怨无悔的人生旅途。
五 风雨人生
在中共历史上，极左路线一直是困绕党和革命队伍的一把枷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受到左倾路线的干扰，这种错误一但发生，无数人就会受到牵连，甚至被错误杀害，党和军队就会蒙受巨大损失。从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清查AB团，到延安的清查敌特运动。新中国成立前，这些错误运动，或者叫运动中的错误，有的是最高组织的决策造成，有的是执行者在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导致。
30年代的肃反运动中，江西广丰这样一个闽赣革命根据地同样未能幸免。八千人左右的队伍竟然被错误杀害了四千多人，致使这一革命根据地元气大伤，在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最终遭到失败。一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拥有了革命武装。
全国解放后，从1950年到1966年，短短十六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各种折磨，一直到1966年，终于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再次卷入灾难之中。父亲作为一个香港大学生、一个战争年代过来的地下党员，又长期在文化教育战线从事领导工作，当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1950年底，父亲为了母亲，没有随16军赴朝参战他离开了16军，调到遵义军分区工作。在分区文教办任职期间，他不愧为是香港达德学院的学生，长期在学院直接接受中国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大师的培养和教育，他的理论水平和文化底蕴，以及正直爽朗的性格深得首长和学员的尊敬和好评。
但是，作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也一些难以被人理解和接受的个性，比如性格直爽、立场鲜明，工作一丝不苟、生活上自主性强。听说他从不参加部队每天例行的早操训练，在分区三个喜欢穿西装、系领带的人中，两个是分区首长，一个就是我父亲。
父亲最大的不幸就是生活在一个运动不断的年代 ，这些运动又大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所以他空有一身抱负、满腔热血，却不能尽力施展。父亲最大的幸事，就是在哪里都能遇到很好的领导，这些领导都非常欣赏、喜欢他，尽力保护他。1957年，分区就把他送到刘伯承当院长的南京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使他远离这场运动。
1958 年，大跃进中所发生的虚报浮夸、放卫星、人民公社等等做法，最终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大面积的饥慌给人们带来了饥饿、疾病和死亡。就连我这个刚刚出生的干部子女，也是吃着喂猪的米糠饼干长大的。父母带着我们大的三个子女，也在艰难度日。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会花上几毛钱买点小食品，哄我们开心。记得有一次他回来后，将饼干藏了起来，我偷偷爬到床下，摸到一块象饼干的东西，拿着就往嘴里塞，吃了一大口才知道是肥皂。
1960 年的湄潭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地委书记李书波作为主要领导被免职调离。新领导上任后，一批同志也被调整，父亲作为李书记非常欣赏的年轻人，被调到仁怀县委党校担任校长一职，后改任文教局长。在文教局长任上，父亲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领导，展现了他宽阔的革命者的胸怀和优秀的领导能力。他在加强学校管理、很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大胆使用优秀人才，包括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充分地信任他们，鼓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大胆从事教学，甚至把一些很优秀的教师提拔到学校的领导岗位。短短几年时间，仁怀县的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事隔多年，很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提到父亲，无不流露出他们的尊敬和感激之情。两年前，我们的一位老大哥刘星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中专门写了一篇短文：“南下干部韩局长”，真诚地表达了他对我父亲这位老前辈，老领导的的怀念之情。
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中国人民还没有从那样一场灾难中恢复过来，史无前例的运动又开始了。作为仁怀县文化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父亲这一次没有前几次运动那样幸运，他成了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
1966 年开始到 1971 年的五年期间，父亲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历程。被随意楸斗，戴上纸折的高帽子，反缄双臂游街示众。因为他曾经在香港求学，又是地下党，造反派就给他安了两顶黑帽子：“大特务、大汉奸，”并大写在尖尖帽上。记得一天上午，家里正准备吃饭，突然闯进来几个头戴藤帽，肩扛铁制长矛的人。他们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问：“韩金汉在吗，跟我们去接受批斗。”母亲赶快站起来，战战兢兢的说：“他还没回来。”这些造反派仔细查看了家里，确定我父亲不在后才悻悻离去。
父亲被造反派楸斗一段时间后，就和其他领导一起被关进了牛棚，每天做些喂猪养牛种地，然后学习反省。交代他的“特务经历”和“汉奸事实。”几个月后，他被放出牛棚，安排到县政府食堂煮饭，最后又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乡——中华公社进行劳动改造。
可以说，在十年内乱的年代，父亲除了没被扔进监狱，几乎所有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都承受过；在他坚强的意志后面，在内心深处，同样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
就象那时全国的灾难一样，仁怀县同样未能幸免。很多领导和知识分子都在默默承受这种屈辱，甚至有人因为承受不了而选择自杀来逃避。但是父亲坚强地挺过来了，他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一切。虽然他也困惑过，伤感过，但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不会这样长期下去的。”这简单的一句话，表达了父亲对党的无比信任。也正是这种信任，使他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用最大的信心和决心去面对和等待。
父亲能够坚持，和母亲的信任与关心是分不开的，无论父亲如何被批判、家庭如何受歧视，生活怎样艰难，母亲都能以顽强的毅力、最深的妻情和母爱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在外受够委屈以后回到家里，就象回到宁静的港湾，与儿女们一起，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使他受伤的心灵得到最大的抚慰。同时也要感谢很多普通的百姓。他们对父亲的尊重和亲近即使在父亲被打倒、被批判的时候，也丝毫没有减少，并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去保护他、照顾他。即便是在机关食堂当厨师下手，食堂的师傅也总是让他做些最轻松的活，有好吃的还会偷偷给他舀上一碗，生怕他吃不饱。下放中华公社接受改造期间，也得到了公社领导和乡亲们的关心和照顾。有一次，我去公社看望父亲，临别时，乡亲们硬是东拼西凑，给我装了满满一筐鸡蛋让我带回家。那时，我刚好十岁。但这些往事却让我终身难忘。
1971 年，父亲终于被“解放”了，为了修建湘黔铁路，县里组织了民兵团，父亲被安排到民兵团担任营教导员，在云贵高原的荒山野岭征战了一年后，湘黔铁路胜利竣工，父亲又回到仁怀县，被组织上安排在县体育局当局长。
父亲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即使在体育局，他也干得有声有色，一年多的时间，他亲自主持修建了全地区第一个灯光球场，主办了云贵川三省五县的篮球赛，将全县的体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一年后，父亲有回到了老本行，重新担任文教局长，组织上还给他提了半格——县科教办副主任，以示对他工作的肯定。 1973 年，李书波重新回到遵义任地委书记，父亲向组织上提出了调回遵义市的请求，很快就得到批准。由于没有合适的岗位，组织上就把父亲安排到地区文工团担任书记一职。这样，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八口（四弟和五妹已经在仁怀出生，还有外婆，）在经历了仁怀县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又回到我的出生之地——遵义市。
六 青山何处埋忠骨
父亲有政治家的胸怀和气魄，但却做不了一个政治家。以我的观点，要当政治家，必须先当政客，父亲不是一个政客的料，所以当不了政治家。他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但却遇到了一个知识无用的年代，生不逢时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相比于其他的很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父亲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很多阶段都没有受过委屈，后来虽然受到冲击，承受了很多委屈和折磨，但只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便被平反，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但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注定了他难以施展更多的才华，而只能被怀疑、受排挤，在组织的安排下从事一些他并不熟悉，甚至并不喜欢的工作。
遵义地区文工团，即现在的黔剧团是一个地方保留剧种，也是特殊时期被重点冲击的对象，即使还有些演出任务，也不过是些样板戏之类。 父亲上任以后，首先对团里的班子和演员队伍进行了调整大胆起用创作人员和优秀演员，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白花齐放的方针，鼓励团员大胆创作、大胆演出，在短时间内将一个死气沉沉的剧团办得有声有色，一批一批的舞台剧被搬上舞台，在当地公演，并组织优秀剧目，参加全省和北京调演，多次获各种奖项和荣誉。
说实话，父亲早年在香港学的是新闻，对文艺和体育都不熟悉，但凭着对工作的强烈责任感，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他都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领导水平和竟业精神，总能把工作做到最好。他那宽阔的胸怀、正直善良的人品，开朗乐观的性格，在哪里都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和敬重。
作为江西走出来的干部，父亲和他的很多老乡和战友一样，时刻牵挂着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牵挂着故乡的亲人，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祖母虽然早已辞世，他仍然每隔两三年就会带着母亲和大哥回广丰老家，一住就是半月以上。在遵义，父亲和很多广丰老乡主动发起了捐助家乡建设的活动，在每个家庭生活都不宽余的境况下，老乡们慷慨解囊，积攒了不多的钱，寄回家乡。也许这些钱对家乡仅仅是杯水车薪，但它却充分表达了从江西走出来的这些老干部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和关心之情。
在风风雨雨的岁月中，我们这些儿女也慢慢长大成人。 1977 年，应该是父母最欣慰的一年。大哥从下乡的知青参加了部队，二姐也从下乡的生产队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为了让我不再去乡下当知青，高一都没有读完，就想办法到赤水航运分局当了一名水手。两年后，我也凭自己的努力，从船上考上了大学，又过两年，四弟也成了重点大学的学生。
1976 年，内乱终于结束了，父母和所有中国人一样，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生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1979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正式开始了，那时候，在全国各地，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追悼会的哀乐声，无数的亲人和战友面对含冤去世的亲人的哭泣声，那是对屈死的无数冤魂的深深忏悔和怀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吹遍大地，一大批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冤屈和摧残的知识分子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得到了早应该属于他们的尊严和位置。父亲也被提拔为地区文化局副局长。遗憾的是这时的他已经五十多岁，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 1986 年，父亲退居二线担任调研员。同时还兼任史志办主任，继续为遵义地区文化史的整理和保护而孜孜不倦的工作。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父亲的老同学、表哥俞伯巍。他也是西进干部，到贵州后担任了省文化厅厅长。俞伯巍不仅是一位正直善良、有水平的领导，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五十年代贵州著名的两部黔剧“秦良美”和“奢香夫人”就是由他亲自创作并指导搬上舞台的。作为贵州的地方剧目，直到今天还没有其它剧目能够超越这两部戏剧。由此也奠定了他作为贵州地方戏剧奠基人的地位。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都受到了严重冲击。1957年，俞伯巍被打成右派，一直蒙受冤屈几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 先是被组织上安排到贵州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后来担任文化厅长。九十年代初我父亲去世后不久，俞伯巍先生也在贵阳因病逝世。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父亲除了要承受精神上和工作上的压力，还有来自家庭经济和子女抚养教育的负担。父母工资加起来才一百四十元，却必须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大伯去世后，父亲从江西老家把十岁的侄子南均接到遵义抚养），每月人均生活费不到十三元钱。母亲就用这微薄的收入省吃俭用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其实母亲完全可以调到行政机关工作，为了能让家里日子过得好一点，她就一直待在食品公司和糖酒公司，因为在那些单位能买到一些便宜的食品，象牛杂、病猪之类，甚至还有没能孵出小鸡的鸡蛋也买回家来改善生活。我们大的三兄妹对这一段艰难的日子感受是很深的，因为放学后就必须去做家务，甚至是很重很累的活：用独轮车去乡下的煤窑拖煤回家煮饭取暖，到十几里外的慌山野岭割猪草、砍材，去附近的地里拾麦穗……。二姐至今左额上还留着她小时候背煤下山时摔伤的三道伤疤。为了抓两条小鱼回家改善生活，我也差点淹死在赤水河里。
母亲在仁怀也算富家子女，从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性格内向、文静，在那些风风雨雨的人生旅途中，无论如何艰难，如何委屈，她一直无怨无悔地陪伴着父亲，将我们这些子女抚养成人。父亲去世后，母亲在1990年因为中风导至半身瘫痪，不能再识字，语言功能也受到严重影响，到后期基本上不能自理，在我们这些子女的照顾下，特别是因为五妹和妹夫的精心护理，她老人家竟然以顽强的毅力和良好的心态，在病床上躺了22年，一直到2012年8月才告别人世。
晚年的父亲最大的快乐已经不是他的往事，而是我们这一群儿女。大哥可风转业后当了作家，二姐可钦和姐夫去了美国，我到大学当了一名法学教师，四弟春阳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学任教，五妹秋苹也长大成人。三个孙孙和美国的两个外孙也来到这个世界。那时候，我们一家五姊妹，除五妹还小未婚外，四对夫妻七个大学教师，一个作家。在遵义那块土地上可算是一流家庭了。父亲和母亲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辛苦劳累之后，终于开始享受天伦之乐。遗憾的是父亲还没有好好的度度晚年，一场突发的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1989 年12 月7 日 ，父亲偶感身体不适，住进了地区的老干病房。医生误以为是一般的疾病而未与重视，耽误了宝贵的治疗时间。当父亲病情加重，确诊为重症胰腺炎后，已经难以挽救。就在手术后的十多小时以后，他老人家在一个寒冬的凌晨六点过钟，带着无数遗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将他的骨灰洒在了云贵高原这片山清水秀的土地上。
后 记
父亲在我们这些儿女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与世长辞了，他和江西地下党的战友们，与那些从江西随南下大军西进贵州的数千同志们一道，无私地把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把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了云贵高原。正是老一辈的无私奉献，才有了今天的多彩贵州，有了今天贵州的和平、安宁与发展。
作为子女，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的这段历史展现出来，历史会记住他们，江西的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西征将士；让一代代后人因提起这些前辈而倍感娇傲和自豪吧。虽说这篇文章是以我的父亲的故事为主题，但内心也期盼着给父母和老一辈革命者的这段历史作一个较为详细的介绍，由于笔者的文学水平所限，以及对这段历史认识的肤浅，在文中表述如有不实之处，尚请读者原谅。因为这是我们作儿女对父辈应有的肯定态度，更是对这段特殊历史和一群特殊历史人物的怀念和尊重。
这篇拙文写于2012年 ，那时候，父亲已经离世23年，母亲也瘫痪22年，我想赶在母亲尚在的时候能够读给她老人家听一下，也是对父母亲和仍然在世的西进干部的一个交待。的确，那一年八月，母亲也走了。
母亲走后的12年，家族的变化的确很大，我们全家将近20口人同时移民美国，现在应该有30口以上吧。不少还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从航天科学家到白宫秘书、大学教授、微软工程师、亚马逊设计师、文化传媒总编、医学博士、商业人才等等，十多年前，就算是美国移民局的大案了，现在依然是华人新移民中少有的大家族，人员遍及整个西海岸。预计未来十年内，这个家族人口应该可以增加到五十人以上。
2011.12. 第一次发表，2024.06.修改
《美洲文化之声》简介：
《美洲文化之声》国际传媒网（Sound of USA）成立于2016年，是美国政府批准的综合网络平台，主要从事华语文学作品的交流推广。目前已与Google、百度、Youku、Youtube 等搜索引擎联网，凡在这里发表的作品均可同时在以上网站搜索阅读。
我们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同时提倡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唯美主义风格，为世界各地的华语文学作品交流尽一份微博之力。同时，美洲文化之声俱乐部也正式成立，俱乐部团结了众多的海内外知名诗人、作家和评论家，正在形成华语世界高端文学沙龙。不分国籍和地区、不分流派，相互交流学习，共同为华语文学的发展效力。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倾听世界美好声音”，这是我们美好的追求和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顾问：森道.哈达（蒙古国）
顾问：蓬丹（美国）、李发模（中国）、段金平（美国）、周愚（美国）、祁人（中国）谭五昌（中国）、张素久（美国）、林德宪（美国）、萨仁图雅（中国）、周占林（中国）北塔（中国）
总编辑：韩舸友（美国）
副总编辑：冷观（美国）、jinwenhan（加拿大）
编委：韩舸友、冷观、jinwenhan、安菁（澳大利亚）、yimeng（美国）